虽然，在我们读过的古代镇江志书中，明明白白写有三国铁瓮城、六朝京口城、唐代东西夹城、润州罗城、南宋镇江罗城、明清镇江府城、新城等历代城池，还有无数诗人咏唱的漕渠、渡口、名楼、古刹，以及众多的官署、学校、桥梁、坊巷……但是，在现今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上，哪里还能找到它们的踪影？难道它们只是存在于字里行间的文化符号？
功夫不负有心人。镇江考古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在30年中不断地探查、发掘，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喜的答卷：所谓志书中记载的历代林林总总史迹，其遗存绝大部分都被叠压埋藏在这座城市的地下，它们是一座极为深广、宏大的文化宝库，如果用更为贴切的形容词，则可以称之为名城“地下的名城”——
记得是1984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先是，在中山路拓宽工程中，从大市口到中山桥长达数百米、深4米的沟壁上，显现出自下而上叠加着六朝、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地层及道路、水井等遗迹，其间还出有唐代石人、银高足杯、银锭、铜官窑花鸟纹三足盘等珍贵文物标本。我们就是通过这一条“城市拉练”的口子中，第一次窥见名城地下保存着历代城市的遗迹。
同年，我们又在花山湾中房小区建设工地上发现六朝古城遗迹。并且，在当年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停建了原定在城垣上兴建的5幢楼房，一切为了保护古城的遗迹和风貌。今天，当我们走在古城公园的东城垣上，深深感到正是30多年前市政府的明智、果断的决策，才为今天的古城公园提供了原真的文化景观。
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考古人来说既是惊喜，又是震动。因为，过去考古的代名词为“田野考古”，我们常年也是奔波在县区的山野、郊外。也从来没有想过，在城区的地下还会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1984年市区的两次考古，可以说揭开了镇江城市考古的序幕！
1991年，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六朝考古专家、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率队与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合作，开展对铁瓮城遗址的探查、试掘。先是在西侧土岗发掘探沟，揭示出高达10余米的西垣六朝夯土墙；次年，又在北垣发掘考古探沟，发现六朝以降历代城垣遗迹。千古之谜的铁瓮城，终于被考古人发现了。
1993年，根据城市考古的需要，成立了镇江古城考古所，全面负责古城的考古工作。20余年以来，城市考古取得全面、丰硕的收获：
首先，是城垣、城门考古。其中，铁瓮城当属“重头戏”。自1991年考古发现，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见缝插针，配合基建，先后对西垣、北垣、东垣、南垣进行探掘，揭示此城系利用北固山前峰土山在其周边加筑夯土形成；继之，又对城内官署及城外三国石路、壕沟等进行考古，有关考古收获写入《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发表于2010年《考古》第5期。而尤其是2004年，对铁瓮城南门遗址西南一角实施发掘，探方面积200平方米（约占整个门址1/10）。考古中揭示出六朝四个时期城垣、门墩及道路等遗迹的叠加序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一收获编写为《镇江铁瓮城南门遗址发掘报告》，发表于《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获得考古界的重视和好评。
此外，20多年来，城市考古还解开了许多名城文化之谜。如：寻觅先秦踪影，在多处出土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另出有关“朱方”地望的砖铭遗物，它们为镇江先秦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和重要信息；探查京口城、东西夹城、唐宋罗城、明清府城等，其城垣的走向大多有考古的探孔甚至遗迹予以证实；同时，又对几座主要城门，如铁瓮城南门、东夹城西垣清风门、罗城西垣朝京门、北垣定波门、南垣通吴门、仁和门等实施勘探，有的还进行考古试掘，可以说几座古代城池的拼图已经逐渐有所明朗；市政交通是古代城市的“血脉”，考古中发现的堰头、码头、堤岸、道路、船只以及排水设施等遗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古城的建设和城市规划的格局；桥梁涵闸，发现有范公桥、鸿鹤桥、嘉定桥，京口闸、南水关石闸及东夹城大型涵洞等；百业作坊，发现有六朝船场、南朝铸钱、宋代冶铜及炼制琉璃、宋元泥塑、元代染业等作坊遗迹；寺观遗迹；经过考古的有唐代甘露寺、宋代普照寺、城隍庙戏台、元代广惠庵、蒜山寺塔以及明代大佛殿、紫阳洞、铁柱宫等，展现了名城宗教文化的历史风采；西津古渡考古，揭示出古代玉山大码头、蒜山小码头、西津渡古街以及渡口石岸、官署、寺院等遗迹；2010年，考古发现宋代转般仓遗迹，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是当时的国家级粮库，又是京口港的重要设施之一……
回顾30年的城市考古，可谓是硕果累累，取得骄人的成绩。当然还应该看到，近几年中发生过宋元粮仓遗址被毁、宋代嘉定桥遗址受损等令人痛心的事件，这是必须铭记的深刻教训。
如果将历史文化名城比作一株大树的话，今天在地面上的一切只是她的树干和花叶，而名城的地下文化遗产就是名城的根基。当今，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城市间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地比楼高、比路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取决于文化的竞争。我们必须要将战略的眼光投射到城市的地下，做好考古、保护、利用的大文章，在千城之中绽放属于镇江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