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如果能如期兑现，那么，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将迈出坚实一步。
为什么要在高校推行“去行政化”？早在2010年，国家就已拉开高校去行政化的大幕，那年，中央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不少专家学者也力挺高校去“行政化”，他们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进教授治校，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倾斜。
在笔者看来，“去行政化”的首要目的是让教师群体获得治学育人的话语权。因为教师，尤其是教授，往往是支撑学校办学的灵魂，对高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行政力量的控制下，教师或教授的权力将受到约束，作用将被打折扣，高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难有发展空间。其次，“去行政化”要让教师回归本职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如果一位教师既有岗位职责，又兼行政职能，势必分散其教学研究的注意力，最终影响的是高校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从这个层面讲，高校“去行政化”符合高校自身发展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北京大学将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为高校“去行政化”开了个好头，但目前，它也只是停留在书面和口头承诺上，未来能否如期贯彻落实仍然是未知数。当年，对外宣称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排头兵的南方科技大学没能熬过“七年之痒”，最后还是被纳入传统的公办体制，校领导由组织部门按一定级别进行选拔、任命、管理。
那么，北京大学的改革进程是否会重蹈覆辙？美丽的承诺是否会成为泡影？这种顾虑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出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前车之鉴”，也出于对当前整个高校改革进程的忧思，笔者认为，当下“去行政化”进程扭捏不前，而且是“说的多，做的少”，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之局面？笔者认为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高校教师通过行政资源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经费。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学院院长是处长级别，那么他将因此拿到研究课题，一旦未来取消了院长的行政级别，是不是连最基本的科研经费都没有了？基于这样的考量，高校教师不愿放弃“行政级别”。其次，高校教职工取得“行政级别”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有了“行政级别”，高校教职工在学校内部可以调任自如，即便到其他学校或党政机关，晋升通道也是开放的。如果失去行政级别，他们未来的上升通道在哪里？基于这方面顾虑，高校里的教职工会视“行政级别”为至宝。第三，行政级别是高校跟政府部门沟通的资本，也是获得人事权和财政权的重要条件，想要高校放弃这些条件，又显得不切实际。
由此观之，高校之所以和行政权力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去行政化”改革之所以迟迟难以推进，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权力”能够为高校和高校教师带来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如果这个利益链条不去触动、不去打破，高校的“去行政化”努力也只能做“纸面功夫”，未来的改革进程会因各种理由中止，所以，高校要敢于在关键问题上求实创新，而不是在问题表面夸夸其谈，如果核心问题处理起来太过棘手，那么，不妨从边缘问题入手，一步一步攻克核心难题。但现实中，多数高校缺乏“实干精神”，甚至不敢迈出第一步。
高校“去行政化”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我们不想让未来的愿景变为泡影，也不想让“空谈”沦为改革的主基调。所以，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紧出台改革配套措施；另一方面，高校要身体力行，敢于动真格，敢于“自我革命”。（作者：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