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曹 维
周五一上班，我便忙着整理稍后庭审的案卷。正从楼下回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大厅有个大爷找，说打你手机没接，办公室电话占线。”
“大爷？”我翻出还躺在包里的手机，5个未接来电都是任大爷打的，“难道他的案子又出了变故？”
1996年，任大爷的儿子小任凭借过硬的机修技术，被本地一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莱特公司相中签约。次年，小任被公司委派到外资东家独资成立的汉森公司工作。不料，小任在年底因工受伤，工伤二级，完全依赖护理。
1999年，莱特公司与小任达成赔偿协议，约定按照每月1200元的标准给予赔偿。2000年，汉森公司将标准调整至1247元。直至2011年，补偿费已无法保障两父子的开支，小任才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提起申请，要求汉森公司逐年调增赔偿，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由于首轮仲裁与诉讼中当事公司主体弄错、双方对历次裁决不服等原因，这场官司在历经2次仲裁、2轮3次诉讼，耗时5年后，到了我的案头。
翻开案卷，我对小任的遭遇惋惜又同情，每月千余元的赔偿要兼顾医疗护理与日常开支，可以想象父子俩生活中的捉襟见肘。可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申请已过时效，一审法院驳回小任的部分诉讼请求有法可依。
“不能再让这个案子拖延、反复！”我当即跟书记员交代，“尽快安排庭审。”
我决定先在公司一方寻求突破，让代理人通知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某务必到庭，同时也给他打电话探探口风。
“不接受调解。”“随你判。”“最多不超过16万元。”前几轮试探，蔡某的答复很强硬。
任大爷的态度是只要日子还能过下去，我们绝不给政府和单位添麻烦。
庭审当天，蔡某许是悸于是庭审直播，并未亲自出庭，而小任却依靠担架来到了法庭，参与了整场庭审。
庭审后的十天，我连续四次组织双方调解。
几轮工作下来，双方达成协议，由公司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补偿小任60万元，并明文约定了不按期兑现的违约后果。
下楼见到任大爷，还没等我开口，他立马迎了上来：“事情发生快20年了，官司也打了5年多，在你这里，十天就解决了。”任大爷握着锦旗，小心而又局促：“我知道你们不收东西，这个就收下吧！”
自问整个案件我只是尽到了工作职责，但老人家却给予了莫大的肯定，何德何能又何其有幸！
（曾 妍 李 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