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勾淼峰：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在数千年历史的打磨下，保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武术流派，各流派内名家辈出。
提到中华武术在海外的传播，始终绕不开一位宗师——李小龙，他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将国术在海外进一步发扬光大，直到今天，外国人提起中国，立马就会联想到“Kung Fu”(“功夫”)。
今天的欧美大地对中华武术已并不陌生，但在南美的阿根廷，这种开放的认识才仅仅用了十多年，这样的速度也不得不提到一位老者——钱兰根。
1949年出生的钱老是中国的同龄人，在阿根廷创立32年的“钱氏武馆”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程基本同步。阿根廷中国绵拳协会会长，擅长绵拳、通背、太极、气功、神镖、九节鞭等。36岁那年，他在自己事业最兴盛的时期，毅然选择前往阿根廷推广武术与中医，在这个过程中，他本着中国传统侠义的精神行事和做人，梁启超先生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在钱老这，我们大概能从他身上看到他兼具的这两者吧。
近日，本报有幸约访到了钱老，借此机会，带大家一起来走近这位身上保留着浓重侠客精神的医、武大家。
记者：在阿根廷的华人称您为“大侠”， 习武的洋徒弟称您为“大师”，在患者中称您为“大医生”，那您是怎么定义自己的呢?您对“侠”字是怎么理解的?这里面是背负着怎么的“责任”?
钱：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和医生，我更喜欢别人叫我老钱或钱师父。所谓“大侠”、“大师”和“大医生”都是在工作的几十年里各界给我的称呼。
我在1985年底旅居阿根廷，当时36岁，这些年来一直保持本性，积极帮助旅阿同胞和新侨民，有了困难只要找到我，我绝不可能坐视不管，比如早期时，帮新侨胞办理身份、做担保、找工作、购置物品等。
对弟子们更是毫无保留，弟子中有在政府部门授课的，其工资相对较低，当我得知情况后，对他们慷慨解囊，借出的钱从没催他们还过，我对这些身外之物从不计较，生活本就不易。他们看到我身上还保留着的中国古代侠义文化，就称我为了“大侠”。
要说“大师”，我从小是在精武馆长大的，家父在馆内教拳，他经常带着我一起去练习，在那里我曾师随当时的全国武术冠军学习摔跤。后来，阿根廷首家摔跤学校的创办者就是我在阿根廷教出来的弟子，目前他们学校每年都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比赛，成绩蜚然。
旅居阿根廷之前，我在国内工作了19年，教授气功，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教授气功资格证。80年代初，时任上海气功学会会长，并在上海电视节目上教授太极和气功，业界和学生间唤我一声“大师”。并且，当时上海黄浦区医院聘我去行医，我们家族祖传“四科”：伤科、针灸推拿、咽喉和中医祛邪。后来有所成绩后，大家又唤我一声“大医生”。
我的行事风格向来以“侠”字当头，正所谓“一结同心，四海一家”。我年轻时血气方刚，争强好斗，为朋友打抱不平，甚至替背黑锅，因这个还曾成了“反动江湖义气批判会”上的被批判对象。
年轻时不论是非，不知天高地厚，但我始终秉承着对父母孝，对朋友忠的原则，堂堂正正做人，公公正正做事。
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在把我的毕生所学传授给晚辈，不仅是我的后代，也包括前来学习的各国弟子。武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今天，它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全世界的，我们不能学习闭关锁国政策，一支独秀不是春，这不仅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个人的理想，不然对不起别人尊称我的一声“大侠”。
比如，80年代时，我时任上海老人体育协会顾问，当时全国流行走万步，这是从上海传出去的，但正确的走万步步法我没教，这是我家独有的一绝，分为十三个动作，比如第一个动作：龙形、鸡脚、虎豹头。当时还是比较保守，后来出国后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我现在的徒子徒孙们都掌握了这项绝技，他们可以连续快速行走40公里。我说：生命在于折腾。折腾的对就是强身健体，折腾不对那是拆身体，现代很多人没掌握正确走路法，走的越多反而对膝盖的伤害越大，所以，我必须要把家族内的绝学公布并传播出去。
记者：您可以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家族医学的吗，以及您的家族历史渊源?
钱：我家是100年前移居到的上海，祖籍在杭州，我的祖先是古代封到杭州的一个地方王，这个可以追溯到1100年前，后来400年前，祖上举家来到了江苏窑湾镇，该镇于1958年以前归山东省管辖，之后划到了江苏省内。
2012年我回国寻根，先到了窑湾镇，据我父亲所说，我家当年在此经营药房和茶馆，坐落地的背后有条河，门前一棵千年槐树。在当地旅游局的指引下，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的药房和茶馆，这些旧址都在，因为窑湾镇是京杭大运河的第一古镇，当地政府也在翻修这些旧址。
在气功方面，我是家里第33代传人;在医学方面，我第13代，可以追溯到1686年。在1932年时，窑湾镇爆发大面积瘟疫，为抵抗病害的蔓延，当地组织了一大批中医进行会诊，其中就有我爷爷，他们研发的中草药方子成功战胜了肆虐的瘟疫，这期间，长辈中医们(其中包括清朝倒台后流落民间的御医)在合作的同时互相分享了经验，甚至药方。
现在很多祖传中医没有自家独有的医学典籍，而我家的非常多，其中一大绝学是：一指法。用于推拿方面，所谓“一根手指见乾坤”;另一推拿绝学是：三十六把通关节活筋络拿法。一些中医推拿学校最多也就能教十六把，内八把和外八把，我家的三十六把是独有绝学;在针灸方面也特别讲究，祖上在太乙针和雷火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再配上独有的推拿手法，这套也已经过了几代人的实践，效果不错。
我一直在说，什么叫祖传?至少三代以上才能这么称呼，而且是不是内行，一对话就知道，古时候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黑话”，这个没有文字记录，都是靠口口相传，所谓“宁给十锭金，不教一句春”，“春”就是指“黑话”、行业内的暗语。在中医里，比如，针叫“车”、火罐叫“舀子”、火叫“三光”、手叫“兔找”、额头叫“牢靠”、血叫“光子”、头叫“朝暮子”、脸叫“盘子”、眼叫“枣子”、眼皮叫“铅子锥”、嘴叫“安法”、耳朵叫“三通子”、头发叫“青”，你来采访我，咱们两个在这聊天叫“条货”，我把这一杠“条货”翻给你，这叫“盘套”，你现在在写，你叫“踏黑头”，我们边聊边喝茶，这叫“抿青”，等等等等。这方面我是“满春满点”，北方人管“黑话”叫“春”，南方人叫“点”，我南北都通，这叫“满春满点”，这是个暗话的大系统，内容非常全，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祖上世代从医，口口传下来的。
以前是怎么分辨江湖郎中是否合格的，正规的郎中在出师行走江湖前，师父会最后交代给他一句话，就是他拎的那个葫芦包有多重，以后如果有人问到时，答对了就知道是正规郎中，答不出或答不对，就是野路子出身。
在我旅居阿根廷的32年来，首都的意大利医院、德国医院等，在西医看不了的情况下他们都会把患者介绍到我这，比如帮意大利医院看好的一名坐骨神经痛患者，还有很多四肢肿又不敢开刀的患者，医院也会介绍到我这。我这的患者多是圣马丁芭蕾舞学校的师生、足球运动员、射箭运动员、拳击运动员等等。我最早是为世界著名钢琴大师Bruno Gelber看好了他的手麻，之后他把我介绍给了阿根廷科隆剧院的演奏家和演员，从此我的名气就慢慢传开了。他们来看病根本不在乎钱的多少，我也不定价，他们随便给，之后我再把这些钱用到贫困患者身上。
在国内时，我主要起步于80年代初，在上海浦东。当时天天都非常忙，不仅在上海气功协会工作，还要去电视台录制教课节目，在万体馆的上海老人体育协会教功，晚上在黄浦区中心医院坐诊伤骨科、针灸、推拿、纠正气功偏差，在唐家湾地段医院、仁济医院、二军大医院做特约门诊。同时，还受中国科学院苏步青院士所托，每周两个晚上去夜校教针灸。当时，我在医学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走到今天，国内加国外我工作了51年，能有这样突飞猛进的成就跟我小时候的家教离不开，家父非常注重对我的影响和教育，我从小就得背各种口诀，背不会不准吃饭，比如中草药名口诀、各穴位名口诀等等。后来，与家父一起行医，这实践期间我又学到了更多东西，再加上父亲的指点，我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在行医中，我始终秉承着家族传统，遇到穷苦或紧急的患者，我们都是免费诊治并送药给他们，患者来看病本身就是一种困难，我们不能给他们再添负担。
记者：您从1985年开始在阿根廷推广中华武术，目前已成了阿根廷国家承认的体育项目，您的武馆也享受政府津贴，在此您能分享一下您创办武馆的故事吗?您是如何从在阿根廷武馆里教学发展到今天在世界各地拥有上百家分馆呢?您觉得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钱：我于36岁那年旅至阿根廷，当初只是为来此考察阿根廷这边的文化，后来因各方的强烈请求，我选择留了下来，其中我的一名徒弟的同学当时时任移民局局长，以及当时人口局分局局长也是我的学生，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武馆很快就挂牌成立了。
但刚到阿根廷时，也是比较困难的，后来听说阿根廷有家南美最大的中华武术馆，智利人创办并授课，教的是外家功。于是我就收拾起家伙，背上刀、挂起剑、提起枪、缠上鞭，去踢馆了。打了几回合下来，对方看得心服口服，同意我在馆内授课，但不准我教授武术，怕抢了他的饭碗，于是我就转向了教气功。同时，他还有个条件，让我教他关公刀，教他儿子九节鞭，我同意了，但我也有个条件，在他的武馆内开设诊所。
那时年轻气盛，我一心想要超过他，半年后，我在弟子的资助下开设了自己的武馆，并一点点把名气打了出去。我的弟子很多都是两代人，父母在此学习，当他们有了孩子也把孩子送到我这。
因弟子人数激增，我开始实行每年一次的年终考核，一级一级升他们的腰带，一共12条腰带，想要出师开馆，至少得练12年以上。第一批练满出去开馆的有48名弟子，他们的徒弟满12年再出去开馆的现在有数百人之多，也就是说，钱氏武馆的招牌挂了数百家。徒子徒孙们愿意开分馆我不介意，我也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有个硬性要求，只要挂我“钱氏武馆”的牌子，你馆内的醒目位置就必须要挂起五星红旗。同时，分馆三个月一次的考试，我不过问，但每年年底时，各分馆的馆主、老师和学生都必须要到我这来进行年终考，不仅考学生，也考馆主和老师。
谈起困难，我也没遇到什么难处，我从不求人，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在武馆的经营中，我儿子携手体育局几位领导，一起成立了体育工会，没想到后来体育工会比体育局的影响都要大，之后，他们决定合在一起成立了豪尔赫·纽伯里(Jorge Newbery)杯大赛，这里面不仅包括武术，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都有。
在经费方面，政府每个月都在向我们拨款、不定期发放物质、上门询问，所以我们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多大困难，我们就安安心心教拳。
在刚开馆时，也确实遇到了来踢馆的，一个又高又壮的阿根廷人，我当时在教课，我说你坐那等一会儿。下课后，俩人交手，他一出拳我就把他摁倒在地了。当时，中国武术的威名在阿根廷迅速传播开了，阿根廷警察在检查华人店面时，首先会问句：“你会不会功夫?”
记者：您在阿根廷教授洋弟子们武术三十余载，桃李满天下，但大家的文化、生活背景不同，您是怎么教的他们并让他们理解中国武术精神的呢?听说您的洋弟子们经常来您家“蹭吃蹭喝”，您又特别疼爱他们，请问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与弟子们相处的?
钱：主要是由我儿子负责翻译讲解，他也自小学习武术，平时陪着我一起打点家里和武馆的里里外外，教学中也由他负责翻译。
中国各门派的武术都有一位祖师爷，以及一段历史悠长的故事，在我擅长的绵拳、气功、通背、太极等方面也一样，这些在每次新班开课的前几堂课上我都会讲，并要求弟子们熟记在心。
我在教拳时，并不是你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我得先观察你适合练什么，一个合格的拳师会根据学生的体质、性格、力量、爆发力和敏捷度来传授适合他们的方面。
在教学中我并不避讳向他们强调实战的重要性，检验你功夫到没到家只能通过实战进行，正确的实战技法口诀是“上打咽喉，下打阴，偏打肋排，中打心”。武术的套路是为练习基本功、胆量和灵敏度而开创的，在实战中并不常用，遇到具体情况时，从套路中抽取某招某式来应对。这些我都会告诉学生，让他们首先理解真正的中华武术并不是像今天看到的那样表演的部分具多，中华武术是有实战性的。
我教出师的这些弟子们，我要求他们每个月与我碰两次面，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六来我家给他们上一次课，我为什么这么做，武术行业里有句所谓的“三死”，其中第一项就是凭借自己武术在身，天天高高在上，出去惹是生非。每个月的两节课主要是结合中国古典哲学中通俗易懂的部分教他们怎么做人，比如，弟子们全都明白“天圆地方”的涵义。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有事了不要怕事，没事也不要找事，但如果碰到不平的事，你们一定要适当出手。
弟子们经常来我这吃饭喝茶，提前不用打招呼，带着东西过来的算是客气的了，不过他们能过来我就挺高兴，大家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就是一家人。大家在一起吃饭非常简单，一份炒饭、炒面、炒肉片就够了，弟子们很懂得知足。
弟子们来此学拳并不是他们的主业，他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比如今天过来的大师兄是开店的，其他的有木匠、铁匠、律师、裁缝、大学生等等，平时我需要帮忙了他们都会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我这，同时，他们之间也不断互相帮忙。
记者：在2008年，您作为奥运火炬传递阿根廷站的火炬手之一，当时您在听说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了一撮恶劣分子企图抢火炬的丑恶行为，您曾拍案而起说道：“别人不出手，我们也不出手;别人胆敢出手，我们就让他们无法还手，”并为保护火炬，您发动了200多名洋弟子来护卫，您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钱：当时是看到欧洲那边发生了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出现的破坏行为，我说这种情况绝不能出现在阿根廷。我下面弟子众多，我本人又是作为火炬手之一，当即就发动了馆下擅长擒拿和摔跤的弟子前来护卫，弟子们一传十十传百，迅速集结了200多人，统一安排和协调，在阿根廷传递路线上的多个重点站点布置人手，30-40人一组。
这期间，我太太比我要辛苦，她负责后勤保障和具体驱赶任务，我们武馆出动了舞龙舞狮，用这种表演把企图搞破坏的分子从人群中赶了出去，一个地点完成后，她带领着队伍立即赶往下个站点进行驱赶工作，这些都是赶在了火炬手到达之前完成的。并且，在传递当天，我太太提前就连夜做好了五六百个花卷馒头和预备了几百瓶矿泉水，发放给前来守护的200多名弟子。
火炬传递任务阿根廷站顺利完成，这200多名弟子也特别高兴，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他们师兄弟间都以能亲身参与进去而感到骄傲，时常也会拿来聊天。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武术高超的“硬汉”，但我们知道您还精通乐器，如扬琴、葫芦丝等传统乐器，以及小提琴、吉他等西洋乐器，请问您是怎么将武术的“强”与艺术的“柔”结合在一起的?
钱：这也是个机缘，当时小的时候，在上海的家附近两条街有个茶馆，我父亲经常带我去那喝茶听曲，那个茶馆的掌柜跟我父亲关系要好，他们就都把孩子送到了我父亲那学拳，我跟叔伯们的孩子都是同龄人，大概十岁左右，他们来我家学拳，我也去他们家玩。
在茶馆里不缺这些乐器，我小的时候就好面子，我看他们都会乐器，我不会就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就跟着他们一起学，先接触到的是扬琴和二胡。后来12岁时，上海少年宫比赛我演奏扬琴夺得第一名，当时比赛的曲子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有了扬琴和二胡的基础，我很快就掌握了笛子和葫芦丝，之后在西洋乐器方面也进步迅速，这些都得益于小时候的犟脾气，他们会的我也要会，不仅要会，还要比他们都出色。
后来把音乐和武术连在一起是因为有次看到一本外国杂志，他们利用音乐舒缓练功时的疲劳和紧张感，我是以这受的启发，我一向认为好的事物就要积极借鉴过来。在阿根廷的早期教学中，我们播放音乐，后来我干脆自己亲自演奏，让弟子一边练拳一边听着我敲击的节奏，同步动作、张弛有度、放松心情、集中注意力，用音符代替喊“一、二、三”的口号。
记者：目前，中华武术在世界逐渐推广开来，从您习武、教学、行医数十年的经历和经验来说，您认为中华武术海外传播是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您对此有哪些建议或想法。
钱：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武术已走向了边缘化，我在国内教课时就提过。一些地方推出了“五项基本”：拳、棍、刀、枪、棒。规定的这五套套路，并用来比赛，大家都冲着这五套去练习，中华武术就会逐渐走向狭窄，这点我一直不赞同。
第二点，中华武术是各门各派集大成后的一个完整体系，让各武术流派都能发扬光大确实不易，但至少不能在未完全贯通其派自家本领的时候，私自编排一些自创拳并开班授课吧。我不是反对创新，但现实情况是有几个能把传统武术练好的，相反，自创的拳法却不断盛行。中华武术保留到今天的拳种是个历经数千年及无数代人锤炼后的精华，它浓缩了强身、健体、中国古典哲学、防身和实战等诸多方面的集成体，它是经得起历史和文化推敲的产物。
第三点，我想着重提一下实战方面，我一直主张武术不能脱离实战。我不是教人学坏，武术的起源之一就是用来防身的，防身就难免有打斗，武术的成长跟这个离不开。比如古代的镖局，你没俩下子谁会雇你做镖师，你出去押镖，如果遭遇劫匪，他们可不会跟你摆摆花架子。再比如，以前开武馆，你得接受当地各武馆师父的考核，还要时常准备迎接各方的踢馆，你是在跟他们抢生意，他们可不会随便打几套套路那么简单。
我一直也在向学生讲，什么叫“武术”，“武”就是打、攻击，“术”是艺术、技巧，结合在一起就是用富含艺术的技巧去打。武术发展到今天这个和平时期，实战部分降低了，表演占据了首位，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大的遗憾。
第四点，中华武术与世界其他任何武术或流派都不同，比如，你学泰拳不必完全了解泰国历史，练习西洋拳也没必要清楚掌握欧洲知识，但中华武术则不同，它是与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所以，不管是师父教徒弟，还是徒弟再去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授是必须要先行于武术的。我在教课中经常举筷子的用法来告诉弟子们中华武术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筷子是成双的，就似我们的双臂或双腿，筷子是一根主动，一根主静，就像武术中时而主攻，时而主防，缺了哪一边都不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