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个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特殊基因图谱，是独特的“遗传密码”。当今世界，还没有像汉字那样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字。汉字的文化印记已经深深地铭刻于炎黄子孙的心灵中，尤其是其所传承的主流文化价值更是绵绵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液里，虽历经风云变幻仍经久不衰，可谓弥足珍贵。
文字关乎民族的方方面面，与司法关系之密切更是异乎寻常。司法中无论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所进行的抽象法律思维，还是法言法语的表达，特别是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一纸裁判文书出炉，文字承载的重量、能量非同一般。文字记录司法，司法彰显文字。司法以文字为重要载体构筑了司法文化，文字以自身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形态，共同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一
文字的创造带来司法的开启和记忆，文字的发展亦促进了司法的进步。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创立语言是一个族群摆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的象征，而创设文字则标志着一个民族文明史的真正开始。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文字记载，文字反映了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思维特点，形成特有的生存方式，铭刻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
甲骨文是远古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西周、秦汉将文字刻于青铜器、竹简上，出现了“铭文”“秦简”。司法与汉字是“与生俱来”，有了汉字，才有司法记载。出土于河南商丘的“匜邑铭文”，是西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也是我国第一篇司法文书。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首次将法律铸于刑鼎，公诸于众，开创了法律颁布的先河。李悝制定的《法经》，则开创成文法的先河。随着汉字“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借假等六种造字方法的出现，汉字发展突飞猛进，从象形、会意、指事，到后来最多运用形声字，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等，极大地丰富了词汇量。秦汉以后陆续产生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多种字样，使文字书写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法”字古为“灋”，为象形既会意字。廌为独角兽，“触不直者去之”；从水,平之如水，引申为公平正义之意。“案”从木，安声，原指桌子，后引申为官府文书、案件。“判”是会意兼形声字，“判，分也；从刀，半声”，本义是分成两半，引申为区分、裁判，定分止争。西周以来与司法有关的专有名词大量出现，如“狱”“听”“断”“告”“推”“鞫”“谳”“司”等等，反映出司法的新变化。在西周社会，刑、民案件开始分离，“狱”指“相告于罪名”，是刑事案件；“讼”为“相告于财货”指民事案件，并最早以气、词、色、耳、目的“五听断狱”，以及“三公断案”等。以文字确立的刑罚体系形成，从“大辟、膑、宫、刖（割鼻）、墨”夏商奴隶制五刑，到“笞、杖、徒、流、死”，标志着隋唐的封建制五刑的确立。
二
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亦体现出中国司法的独特性。汉字有音、形、义，且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西语将文字作为标音符号，仅有音、义，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思维习惯上很大的不同。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有具象性可感性，久而久之，民族思维就长于形象思维；西语以符号意义的字母为文字，从抽象概念演绎意义，长此以往，就擅长逻辑思维。
表现于司法文化上，中国和西方也各有差异。如西方重程序，诉讼对抗性强；中国重实体，重和谐诉讼，如调解等等，当然两者亦有优势互补趋向。汉字基本词序是主、谓、宾结构，偏正语在主干词之前，这与西语的偏正句用法和常用倒装句的句式很不相同。司法与文字的联系性特别强，用精准文字，准确表述和判定法律关系，对办好每一个案件至关重要。汉字词序颠倒，则结果迥异。如古代有一骑马伤及路人的案例，为“驰马伤人”与“马驰伤人”而争，引发如何定性量刑的问题。“驰马伤人”重在考察骑马人的主观意识、意志，而“马驰伤人”重在察看狂奔的马，如是意外事件，则两者在适用刑律上自然是不相同的。汉字字形相近，但字义相距甚远。相传明朝有老百姓失手将正在调戏良家妇女的衙内打死的案例，对方讼师写着“用刀杀人”，徐文长提笔改为“甩刀杀人”，只改一笔，便扭转了这场官司的局面。
汉字的字形相同而音不同，则词义各异。如洪泽县有一件为诉讼证据凭条上“还欠款10000元”而涉讼的案例。“还”字到底是“hai”还是“huai”？双方当事人争执不下，最后法官通过综合证据认定作出判处，当事人服判。中国古代社会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由行政长官兼理，尤其是在县衙，所以在招考官员时要通过“身、言、书、判”，把身子周正、言语正直、汉字书写、判决拟制作为基本考课。而且对判文理由特别讲究法理、情理、事理、文理，使判决的事实、理由、主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如白居易拟判《甲乙判》，以及《明清名公书判》等许多流传于世的优秀裁判文书，既是优秀的裁判文书，又是优美的散文。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王朝为钳制思想言论巩固其统治，亦有过以无辜罗织罪名将人入狱治“罪”的“文字狱”。宋朝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而被关押后贬官流放黄州，清朝书商庄廷龙因“文字狱”被抄斩，受株连者不计其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达100余起。
三
文字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司法也是如此，文化长河因与时俱进而充溢水源才不致干涸。
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到近现代却束缚人们思想和文化交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基本结束了以文言为主要书面语言的现象，开启以白话为基础书面语的现代汉语。尤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的通行，促进了文化交流，大大推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语言文字作为文化具有包容性特点，除了一些基本词汇保持不变外，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也会随之变化。近代有资本家、市场经济、银行等词汇应运而生，现代又有电脑、软件、地球村、光盘及外来语（如寿司）等词汇。
司法也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晚清在实行司法改革时，大量引进了西方法律理念、理论，才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刑法有了总则、分则的区分，刑罚有了死刑、拘役、罚金、褫夺公权，诉讼法上有了上诉、抗诉、抗告的程序制度。但改革也不是将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连澡盆与小孩也一起倒掉”，建国后文字改革也走过弯路，第二次简化汉字，是以西方符号化为特点，去掉原来的精髓，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后来此次简化汉字方案被废止。至于繁体字还是简体字更好，应以便于认读、书写和交流为宜。司法改革同样也要适应本国国情，不然就可能水土不服，司法改革应在坚持民族的司法文化的主体性基础上进行。
2001年1月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始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依法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严肃性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法律保障文字，文字彰显司法，二者共同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